另一方面，法人的权益自然应获得足够的必要的重视，但人格主体是法律层面的，而生命主体才是本源的。
这与政治机构的直接监督有着根本区别。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这种浪漫理论，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不会一蹴而就，是需要时间的。这是宪法委员会管辖权扩大的表现，也是其司法性得到加强的重要表现。（2）司法审查也许会产生一些暂时不能得到大众支持的结果，但是经验证明，议会也不能总是顺乎公意，议员的当选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只有少数人选举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历久不衰，概因宪法监督的重要性使然（历史和现实均表明，没有真正的宪法监督，就没有宪法）。【注释】[1]1971年，宪法委员会在被某些人称为法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中，否决了政府的一个严重限制政治结社自由的法案声称1958年宪法所承认的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
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如意大利、德意志、比利时等，都反对由议会外的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民主理想的外向现实化是法治，法治是现实民主的源头。(29)应急预案的实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了两种并列的非常状态：战争状态和戒严。(23)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92页。(1)规范的实践各类非常法律尤其是应急预案体系在中国的快速形成和惊人发展，初步解决了我国突发事件治理无法可依的状态。(36)新华社：《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严正声明最强烈谴责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指出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人民日报》1999年5月9日，第4版。
最后，关于中国非常法律未来发展的研究和建议，有些显得比较随意、缺乏理论分析。但就在该体系形成期间，我国发生了长江流域特大水灾、SARS危机、松花江流域特大水体污染、南方特大雪灾、拉萨三一四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七五事件等众多的紧急事件。
(13)马怀德主编：《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第438-455页。战争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协调统一，具体表现为平战结合的国防动员体制，协调统一的内容包括：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国防动员计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统一、经费与资产、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科研与医疗系统、兵源、战略物资、国防教育和宣传教育工作等，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应对战争，我国形成了两个方面的统一：战争状态下的综合统一。武装力量在应急状态下的地位甚至更为独立，与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的事后报告监督相比，武装力量不受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也处于空白状态。
最后，中国非常法律的未来发展还涉及其体系内部各个具体部分的完善问题。临时性因此构成了中国非常法律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正是洪灾、传染病、地震、群体性事件等现实紧急事件的冲击，以及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的担忧，中国非常法律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部和外围迅猛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执行主导。
如果不将军事法纳入法律体系，我国的法律体系将出现一个很大的空白。(32)牛敏主编：《破解——大地震下的司法策略》，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124-147页。
统一治理所影响的社会领域较为广泛：交通、宣传、通讯、邮政、出入境、基本生活必需品等。随着我国的非常法律愈来愈重视预防工作，这种与常态法律的落实相反的现象，也会愈来愈频繁地出现。
在中国非常法律的四个基本特征中，必要性和临时性是所有非常法律规范都必备的特征，适用于非常状态下的所有法律规范。常态法律已经满足不了应对需求，甚至会妨碍有效应对，只有采取非常法律措施。1.应急预案、军事法规与法律体系非常法律的两个组成部分：政府及政府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和军事法规都不属于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非常法律，仅有规范研究是不够的。公安、民政、国土资源、铁路、交通、水利、卫生、民航、林业、地震、气象和海洋等部门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应急预案可以从其对应的法律规范中获得法律适用效力，以解决应急预案的效力这一根本性难题。
针对这三个主要缺陷，中国非常法律内部体制的主要完善路径应该有三个：(1)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基本法。在应急预案的有力保障下，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顺利举办，实现了防患于未然、消患于萌芽的紧急事件治理的最高层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40多万件应急预案的内容结构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由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等机制组成。(13)以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问题。
危机过后，最高决策层决定全面建设国家应急体制。战争状态需要与正常状态协调统一。
紧急状态与戒严、事故、灾害等并不是同一类事物，不可以相提并论。(25)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应对察北地区的肺鼠疫传染病，1949年10月27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与战争状态不同，戒严统一的目的不是凝聚力量，而是统一协调、安排各自的行为，消除内部的混乱，以恢复到有序的社会正常状态。⑧马怀德主编：《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35-438页。
(37)牛敏主编：《破解——大地震下的司法策略》，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34-57页。(46)罗斯托教授曾指出：宪政国家政府的复杂体制，本质上是针对常态的和平背景而设计、运行的。
为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方式，2009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颁行了全国第一个志愿者服务应急预案和管理办法：《成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志愿服务应急预案（试行）》和《成都市应急志愿者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规定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按照事件发生的级别情况及实际工作需要，由该市各个党政单位组成应急志愿服务指挥部，统一协调全市各志愿者组织参与。必要性和临时性构成了非常法律的根本特征，并对非常法律的后两种特征授权性和预防性形成了制约。
三、中国非常法律的未来：基本问题及对策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今已经形成，但是中国非常法律并没有随之而完善，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克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更为充分地调控紧急事件。在紧急程度不高的状态下，这种治理模式可以发挥很高的治理效率。
⑩而应急预案虽在南方雪灾等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可操作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如果紧急权力缺乏控制，法治国家可能会被颠覆，出现纳粹德国那样的极端事例。⑩于安：《〈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问题》，《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44)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有些组成部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宣传部门，它直接负责突发事件信息的管理工作。(22)这种方式早在淮河水患、海城大地震等危机的治理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⑤莫纪宏：《非典时期的非常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2-95页。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法律规范分散在常态法律中，例如各个民事单行法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这些法律部门所共同建立的国家社会制度，是一个专业化大分工的制度。至此，中国非常法律先后形成了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状态。
